一、城市生態(tài)公園景觀設計,符號學的理論體系與發(fā)展符號學(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由法國和意大利為中心重新興盛至歐洲各國,它的源頭不外乎胡塞爾的現(xiàn)象學,索緒爾的結構主義和皮爾斯的實用主義。如按理論形態(tài)也可分為:
其一,卡西爾哲學符號學(新康德主義),以及皮爾斯哲學符號學;
其二,索緒爾影響下的羅朗·巴爾特的語言結構主義符號學;再細分:一曰:以索緒爾說“語言學只是符號學一部分”,二曰:以巴爾特所言“符號學只是廣義語言學的一部分”,這符號學是擴大意義的語言學,更準確地說“元語言學”理論;其三,前蘇聯(lián)學者勞特曼的歷史符號學,正好是索緒爾共時研究的反對等等。李幼蒸認為:“今日最為通行的一般符號學理論體系共有四家:美國皮爾斯理論系統(tǒng),瑞士索緒爾理論系統(tǒng),法國格雷馬斯理論系統(tǒng)和意大利艾柯一般符號學。” 符號學作為一個跨越學科研究的方法的學科,當然少不了思想學術的革命性。符號學在開始之初,主要研究的是語言特別是形式語言的符號問題,方法和對象都很單一,伴隨社會的發(fā)展,人們發(fā)現(xiàn)符號這一概念與我們的很多領域都存在著很奇妙的關系,因此當代的符號學研究逐漸向廣義的符號學挺進,逐漸融入了邏輯學、哲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生物學、傳播學、信息科學等領域的方法和研究成果,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研究領域都展現(xiàn)出了其獨特的作用和非凡的價值。符號學學者J. 培特斯和M. 費胥都鮮明的提出符號的這一交叉性和獨特作用,J. 培特斯說:“符號學既是一種批判的洞察力,又是一種方法論。在這一種意義上,符號學完全可以作為我們檢驗我們宇宙以及我們對宇宙理解的一種架構”。M. 費胥說:“符號學為我們提供一幅非常復雜但有詳盡的概圖,使我們能夠從中確定任何一個涉及其它領域的高度專門化領域的位置,并迅速地告訴我們如何從這一領域轉向另一領域,并且能夠很有效的區(qū)別那些尚待開墾的領域和耕耘已久的領域各自特有的特征。” 我們生活中符號無處不在——語言、繪畫、音樂、文字、文字背后包含的概念、甚至于各種人們的生活形態(tài)和活動等涉及到人們傳承交流知識的各種概念,都是可以歸到符號的范疇中,即現(xiàn)實世界中的每一個事物都反映在人的精神世界中,都可能被符號化。這世界要變成一個清晰的圖景,就要被分割,被分析,而這種固定的分割就需要我們用符號來固定化,濃縮化,使得精神世界在符號的基礎上不斷構建,也使人類通過符號的所指來探索世界成為可能。因此,對世界認識的簡化與深化都離不開符號。唯有符號,才使事物脫離它游移不定的表象而獲得穩(wěn)定的必然實質成為可能。——假如我肚子餓了,而別人又能做飯,我怎樣讓別人知道呢?用語言符號告訴它,簡單明了。不用語言,做各種手勢,則要費半天力氣他才能懂。像我們的文化,人類把幾千幾萬年的知識,人類發(fā)展的過程經歷,以文字符號的形式(古人結繩記事)記錄下來,正是通過這些小小的文字符號,人才可能不斷站在巨人的肩上,向一個又一個發(fā)展的高峰前進,人們才有可能在短短的時間里了解到人類以往的所有的發(fā)展歷程——技術發(fā)展、藝術發(fā)展、哲學發(fā)展、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等具體的細節(jié)變化,從而使人類社會不斷發(fā)展,不斷超越歷史成為可能。因此,符號的濃縮和指代性,符號的這種傳播和交流性,符號的這種傳承記載性成為我們研究各領域現(xiàn)狀和未來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參考數(shù)據(jù)。